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进程缓慢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晚清时期，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对待西学的态度经历了由不屑、恐惧到无奈接受的复杂过程。而在同一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对待西学的态度就积极得多了。

一、日本和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历程之比较

（一）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近代化历程

19世纪中叶，日本实行了两个世纪的闭关锁国政策宣告终结，日本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深刻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日本国民的斗争精神。1868年，倒幕维新派发动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建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政府。明治政府实行“殖兴产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近代化进程。在这一时期，日本民众的思想逐渐实现了近代化转型。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对于近代西方思想的接受和传播对民众思想的近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坂本多加雄认为，明治时期日本知识分子思想的近代转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以政经为主的阶段、以哲学艺术为主的阶段和以人生探求为主的阶段［1］。

历经三个阶段的演化，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接受了近代资本主义思想。社会思想的近代化使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近代化的速度大大加快，日本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近代化历程

早在明朝中后期，西方的科技文化就开始传入中国。然而到了清朝，国人对于学习西学并不积极。由于西学具有科学性，完全否定西学是不可能的，于是，以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阮元等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提出了“西学中源”说。他们指出，西学中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机械工艺学实则来自中国，邹伯奇甚至提出墨子是西式法祖［2］。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极力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不仅恢复了科举取士，而且大力宣传儒家传统文化。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古代典籍的整理上，而将西学视为“奇巧淫技”加以排斥，这种做法阻碍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由于乾嘉学风盛行，加之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十分缓慢。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突然而至的灾难感到震惊和愤怒，最终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

当接受了军事上失败的事实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分析失败的原因，他们承认中国的落后，同时也惊诧于西方国家的先进。这些知识分子提出，在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时，应当以治事、救世为急务，他们反对当时的伪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明确提出应当学习西学。作为经世派的代表，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治夷”的主张，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较之前更为开阔了。

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农民运动的兴起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很多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想实现国富民安，就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便是向西方学习。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开始向西方学习。在这一时期，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便是其中的代表。“洋务派”致力于兴办近代中国军事、民用企业，以及以培养近代科技、军事和外交人才为目标的学堂。“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以“自强”“求富”为目标发动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实际上是我国上层知识分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向西方学习的运动。由于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维护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洋务运动注定是要失败的。当时，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既是统治集团的中坚分子，又是博学大儒。虽然洋务运动提出“中体西用”，透露出时人对于西学的排斥，但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近代化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列强的入侵还促使一些在野的知识分子（如郑观应、王涛、陈炽等人）觉醒，他们也提出应当学习西方的制度。例如，郑观应提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因此，“习兵战不如习商战”［3］。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很大，一些人在震惊之余提出向日本学习。杨儒、王春之、伍廷芳等官员提出，中国应当像日本一样实行自主开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在野的知识分子也积极主张以日本为师，将腐朽落后的封建体制变更为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君主立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