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究其根由，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与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确定党的指导方针、战略目标和政策措施密切相关。正是由于抓对了社会主要矛盾，才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学界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有不少著述值得参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探索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就是不断认识中国国情的过程，丰富的社会实践推动了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断，有着复杂的历史成因。本文侧重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过程进行梳理，总结中国共产党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以古知今，以史鉴今，对于提高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和系统思维的能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革命实践基础上加强理论探索——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分析（1840—1949）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第一次正确、完整的分析，就目前史料来看，是毛泽东于1939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P631）毛泽东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因为这时中国革命已经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党经历了大风大浪的考验，正是在这些胜利和失败的考验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中国客观实际，才能在实践中产生一系列的理论成果。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2］（P299）这些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都是对中国革命规律的客观反映。

列宁曾用“半封建”“半殖民地”两词来形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对中国革命颇具指导意义。中共二大就提出，中国社会性质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就是要“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3］（P133），同时提出了推翻封建军阀的主要任务。当时的中国社会，各地军阀连年混战。1923 年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的《敬告国民书》中写道：“中国大小军阀们，为了互争地盘，年年兵连祸结，因此冤枉打死的兵士平民，简直计算不清。”［3］（P211）这些军阀成为英日等国在中国的代言人。“他们还天天跑向外国借款卖国，以供给他们挥霍，买军械，养土匪兵，打仗，杀老百姓，非弄到国家财政破产以至亡国而后已。”［3］（P211）为实现推翻北洋军阀的目标，推动“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4］（P315），符合国共两党利益。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利益结构的不断重组，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并和地主阶级结成反动的同盟”［1］（P634），背叛了中国革命，造成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仍处于探索之中，对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不清，就是因为“在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5］（P2）。

1927 年到1937 年间，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工农阶级分道扬镳，脱离了革命的队伍。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阶级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政权，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南京国民政府公开对抗。由于党内出现了“左”倾错误思想并导致了第五次军事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领导红军开始了战略转移。

国际局势风云际会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如何对待这一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国民政府仍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接二连三地对根据地开展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一度实行了“左”倾关门主义的路线，没有处理好统一战线的问题。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于1935 年12 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解决了政治路线上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随后，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对国民政府的政策，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不能并提”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让步［4］（P320-321）。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4］（P320-321）。国共两党抛弃前嫌，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这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