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巫蛊之术为鬼神思想产物,唐朝时首次将其以法

 

巫蛊之术是我国古代鬼神思想下的产物,在科技水平受限的情况下,诸多医学生死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唯一的出路便指向古代先民心中所敬仰的神,或是心中所恐惧的鬼,巫蛊之术就是由敬仰与恐惧的延伸。巫是指巫婆一类的人,或者他们所掌握的巫术,蛊是指巫术的一种载体,巫蛊之术在历史上曾造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惨剧,所以成为历朝历代严厉约束的行为。

何为巫蛊之术
对于我国古代巫蛊之术的研究,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学者指出中原文明是没有巫蛊的,它的是由北方游牧民族的萨满信仰传播而来,加之西南、闽粤一带的少数民族对毒物的研究成果,就结合成了中原民族的巫蛊之术。而其实根据《左传》的记载,早在春秋时期,郑庄公就曾命军队“出貑及犬、鸡,诅而射之”,诅咒射杀颍考叔的本国内奸,这种诅咒恰恰就是后来巫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巫术的起源应该是中原民族本土形成,巫蛊则是结合了西南少数民族对于毒物的研究。

巫术并非都是出于害人的目的,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诅咒、偶人、毒蛊,其中诅咒是有明显制敌于死地的主观愿望,但偶人与毒蛊并不一样。偶人分为“射偶人”与“偶人厌胜”两种方式,射偶人与我们说的“扎小人”类似,带有诅咒意图,更偏向于制敌于死地;而偶人厌胜是“厌而胜之”的意思,更偏向于避邪祈吉的愿望,这种形式虽然也有诅咒的手段,但更多的是祈祷,直到今天我们所说的辟邪仍是厌胜的意思,只不过表现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古代的厌胜物有如桃人、玉八卦牌、双鱼佩等,而现在更多是开光的玉佛、观音等。

毒蛊最初的目的也并非害人,而是一种养蛊人的守护神,是其寄托美好生活的信仰,这一点类似于现今泰国一带“养小鬼”的做法。制蛊最常见的记载是在端午节时,也就是古代认为毒气最盛的这一天,将毒物放置于一个罐子里任其自相残杀,待大毒物吞噬完小毒物,就会成为最终的蛊。根据史料记载,这里所说的毒物往往指一百多种毒虫,但夷人制蛊只需要十二种毒虫,并且是在端午当天抓获,要么是爬行类的“龙蛊”,如蛇、蜈蚣,要么是“麒麟蛊”,如蟾蜍、蜥蜴。

制蛊周期一般为一年,待大毒物吞噬所有小毒物以后,主人开始投食喂养,喂养的过程称为养蛊,一般约三到四年,待蛊长成就可以选择吉日放蛊出坛。养蛊的目的是借助其灵气为家族祈祷,保佑家族无病无灾、做生意的可以财源广进、做官的则会平步青云。养蛊的人每天都要虔诚祈祷,并投喂蛊食,每年夏至日的前后三天,还要杀猪宰羊进行大祭,所以养蛊并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承担的。

我们所说的巫蛊之术远非蛊虫这一种蛊,由于中医名著《本草纲目》对蛊虫的记载,这种蛊的形式才会被当作蛊的唯一代表,其实在各种史料中记载的还有植物蛊、拍花蛊的形式,而虫蛊里还分的有金蝉蛊、虱蛊等。无论这些形式如何,它都具有祈福与害人的两个方面,有些蛊重在慢性置人于死地,有些则是令人失去意识,从古至今这种手段一直未曾消除,因此只得凭借医学的发展进行对抗,这要比女巫驱蛊来的更为科学。历史上的巫蛊管制
谈到巫蛊,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汉武帝晚年时的巫蛊之祸,此祸殃及太子刘据、卫皇后,公孙贺、刘屈氂两位丞相,诸邑、阳石两位公主及三位皇孙,还牵涉到许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共计约三万人。第二阶段巫蛊之祸的引子便是汉武帝晚年的身体状况糟糕,被近臣江充利所用,他向汉武帝揭发太子以巫蛊之术诅咒皇帝,从而引发出一系列的搜捕与灭族血案,改变了西汉的政治格局,也改变了后来的历史走向。

其实对于巫蛊之术的管制并非始于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这种巫蛊之术在封建社会里本就是帝王所抵触的,因为巫蛊之术不仅仅有祈福的一面,也有诅咒谋害的一面。作为封建社会统治者,祈福当然是每个帝王都会追求并信任的,如每个王朝都会格外重视祭祀,祈求国泰民安、社稷永固,这种祭祀是由上而下的精神寄托,它唯一的缺点只是需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而巫蛊之术更像是远古至封建社会时所要摈弃的糟粕,因为它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以祈福为目的,而更多的是以诅咒谋害为目的,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只不过是这一目的的一次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