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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轻工商，在中国绵长的封建社会中，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经济思想。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农业是人民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产业，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制造劳动工具、生活用具以及武器，劳动产品的相互交换、互通有无，工商业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完全摒弃工商业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重本抑末”，即重农轻工商的思想始终是相对而言的。

一、重农轻工商的渊源

1、西周时期工商、农并举

西周时期，周人对农业极为重视，他们奉后稷为始祖，相传后稷是最先种植稷和麦的人。西周统治者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籍田”之礼，周天子要亲率百官参加。周宣王因政绩松弛，“千亩”，竟引起虢文公的一番指责。这些都是当时人民重视农业的明证。但是，重视农业并不等于摒弃工商业，在某种程度上，西周时期还是很重视工商业的。

在西周的政治制度中，主管“工事”的官吏称为司空，官列六卿之一。《周礼》所载“以九职任万民”的“九职”，除前四项是指农业外，其第五项即为“百工，饬化八材”，就是指运用不同的加工方式，把珠、象、工、石、木、金、革、羽等物制成各种用具。西周时期对于商业也相当重视。所谓“九职”的第六项即为“商贾，阜通货贿”，与“三农，之生九谷”、“百工，饬化八材”并列。

表明在当时的社会意识中，商业也是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尚书·周书·酒诰篇》：

“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意为鼓励人民从事商业，奉养父母。

《诗经·卫风》：“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反映了民间经营商业的情景。周人重视商业直到战国时还有遗风可觅，苏秦家人讥游说数年岁，大困而归的苏秦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可见他们还把经商视为一项正当职业。

2、春秋时期农与工商地位的发展

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工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力和手工业生产水平都有较大幅度地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此时独立经营的小工商业者已经出现了。《论语·子张篇》所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就是指那些自己生产，自己设“肆”出售产品的小工商业者。

特别是到了春秋末期，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广泛。许多大商贾，如子贡经常是“结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来往于各国之间进行贸易。春秋时期工商业的发展，给各国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他们对工商业的发展表示热切的关注，强调的是“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商农工贾，不败其业”，“通商、宽农、利器”。

春秋时期工商业的这种发展状况，反映到思想领域里，则有代表工商业者利益的政治家、思想家出现。在他们的经济思想中，我们还不曾发现有轻视工商的思想。齐国的管仲曾经从事过商业，故对商品经营有丰富的经验。他主张把工商与士农并列为四民，说明他对工商业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有正确的认识，并不轻视从事工商的人。

郑国的子产也极力提倡发展工商业。他为了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甚至不惜得罪大国的使者。当晋国使者韩宣子企图强行从郑国一商人手中购买一支玉环时，子产就以郑国政府与其商人世有盟誓而加以拒绝。在郑国统治阶层的庇护下，郑国的商人在春秋时期非常活跃。

在春秋末年重要的思想家孔子的思想中，也不存在着重此轻彼的倾向。孔子对社会经济生活也不十分重视，他的弟子认为孔子“罕言利”。孔子坚决反对士人阶层直接参加生产，尤其对参加农业生产更为歧视。樊迟向他请教如何稼穑，他斥之为“小人”。但是孔子对经营商业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并不反对士人从事商业。孔子周游列国，得其弟子子贡之力甚多，子贡即是卫国的一个大商人。孔子对子贡的评价是“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颇为赞赏，与申斥樊迟学农圃的态度迥然不同。

3、工商、农并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