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胎教思想和实践自西周时期萌芽，以从皇宫到民间的方式发展，在历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思想。尽管存在一些迷信色彩和缺乏科学依据的观点，但仍具有借鉴意义，是宝贵的文化结晶。

一、胎教思想的缘起

（一）“正本”的传统哲学。

“正本”思想意为端正其本源。作为一种思想，在我国古代早期哲学等领域具有深远渊源。在政治领域关于君臣关系的阐述中，《淮南子·主术训》曾说：“不正本而反自然，则人主逾劳，人臣逾逸。”在对儒学架构下的概念阐述中，《汉书·董仲舒传》主张：“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宋代理学也在反对神化宇宙世界、建立理性世界的基础上，提出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三派，后儒对其中有所取舍。

由于教育与文化、哲学思想的交叉性和相通性，“正本”思想在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我国古代早期教育的核心。正本思想关注儿童生命最初期的教育对其终身的影响，促进了胎教作为教育最前端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西周时期开始进行实践。

在早期教育中，“正本”不仅体现在对婴幼儿道德和习惯的自小养成上，而且体现在出生前的胎儿时期。汉代贾谊提出“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诗》之《关雎》，《礼》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终云耳”，即是对婚姻择偶对后代品质影响的强调，反映出汉代人已意识到父母自身对子女发育的关键影响和重视。

（二）“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

男性在社会生产和领域中长期的支配地位，以及封建礼教对女性权利的式微和剥夺，催生了中国古代性别“男尊女卑”的悬殊状态。女性人权的被忽视导致女子在择偶中的从属地位。尽管生理因素决定女性在生育和胎教过程中更重要，但这种差异仍然被男尊女卑的性别思想进行了过度的不平等化夸张。

1.女性的社会价值通过生育得到体现。古语言：“君以有民而贵，母以有子而尊。”妇人无子，被认为是礼在七出之条的行为。即使因没有生出儿子而被休，也被理解为“不以宗庙之重私一女”的行为。生育（尤其生男）是妇女确立自己唯一的社会领域即家庭中地位的重要方式。其次，不同性别的婴儿代表不同的价值，男婴往往意味着更好的待遇，我们往往看到胎教和择偶过程中对于“得好男”的努力，却鲜有“得好女”的希冀。

2.生育（或生男）的愿望和任务被全部寄托在妇女身上。虽然择偶在现代语境中是双向平等的行为，但在古代更多地指向“慎择妇”一类的单向选择。择偶标准大多从男性视角出发，为觅得贤妻，必须从遗传基因、家庭品行、婚龄、外貌等诸多方面设立严格标准，层层挑选。女性往往没有选择权，男性在子女生育过程中的责任被消解。在孕妇怀孕安胎的阶段，女子求子、养胎等复杂艰难的过程，“顺产、产好男”的责任大多由妇女承担，无疑在本身的生理负担上增添了心理压力。

二、胎教思想实践的内容概述

（一）正本慎始，优生优育。

内容：我国胎教思想和实践自商末周初开始，并经后世逐步发展。前期胎教思想的萌生和实践范围主要局限在皇宫贵族，“正本”是诸多思想的核心。《易经》中曾记载：“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1］（25-26+29）而这种注重本源的思想放之胎教则体现在慎始上，经由学者发展演绎。西汉贾谊提出“君子慎始”，对人的教育应当从头抓起；“男女同性，其生不蕃”（《左传·十三年》）明确反对近亲结婚，与现代医学优生优育的科学思想相一致；“尔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尚书大传》）提倡男女适龄婚嫁，以健康适当的身体状况进行生育，保证胎儿身心健康。

中国古代正本慎始思想落脚在谨慎择偶，从根本上为生育创造良好条件。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同姓不婚”，避免近亲结婚，降低遗传病的患病概率；第二，注重配偶的家庭和家教选择，注重对象本人的性情教养；第三，适龄婚嫁，避免早婚早育。尽管古代胎教思想存在“不娶丧母之家女子”（《大戴礼记·本命》）等“道德遗传说”的不合理标准，“天象凶险不宜生育”等非科学迷信，但总体而言对现代仍然具有启示和指导意义。

（二）不宜邪味，膳食均衡。

古人十分重视孕妇孕期的饮食健康与营养，提出了许多值得借鉴的观点。“慎药物”的观点在陈自明的《妇人良方》中有所体现，“妊娠诸病忌毒药”，即注重孕期药物使用，生病应当在用药上有所规避，峻猛、滑利、祛瘀等毒药品务必慎用或禁用；“节嗜欲”（《千金方·养胎》）指远离不良嗜好，戒烟戒酒，如孙思邈所指“妊妇饮酒，令子心淫”；孕妇亦应注意“饥饱适度”，过饱则增加肠胃负担，过饿易导致营养不良；“饮食清淡，不食邪味”强调忌食肥甘厚味、生冷、辛辣之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