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音乐思潮的讨论，可以撇开传统礼乐，直接从新音乐谈起吗？新音乐从一开始就有意在旧乐与西学之外，走出另外一条道路？或它本就是晚清“西学源出中国说”①之余波，在音乐上的回应，还是日本的直接影响，是无奈仓促之举？

这些问题，学者或有不同考量。不过，就以往的研究看，谈论中国音乐思潮，学界前后几代学人多由新音乐入手，且于此用力甚勤，成就斐然②。此种现象，当然与学界旨趣有关，但也与此种路径，于研究者而言，既有材料丰富与便捷之利，又有可由此寄托其“经世之志”之心理相关③。此类研究，成就斐然，但仔细推敲，可议之处，缺漏之处，甚多。例如，晚清相比较之后的共和时代，无论是49前的中华民国，还是49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西乐未有规模性地输入，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不如日后。至于通过近代学校教育，借助专门课程与教科书，进行针对性且强制性的教育与学习，晚清则更不如民国。换言之，晚清，绝大数国人既无学习西乐之可能——音乐本体缺位，又无直接遭遇西乐现场聆听之积习——音乐的经验世界未有真正变化的背景下，仅仅通过日本途径输入的数量众多的音乐新名词、新概念，以及它们所构成的新音乐思想，而非通过音乐本身，就轻易地在不到数十年间使国人逐渐走出沿袭数千年之久的礼乐思想桎梏，改变了旧的思考范畴，致使中国音乐思想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史学叙述，且不论是否符合事实，它本身就很值得追问。

一

百年之后，回头再看新音乐，国人依凭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是西乐，抑或其它传统？国人的音乐经验世界建构过程中，首先进入的，是乐器，技法，是深嵌在这些器物与技术中的音乐意识与审美趣味，还是其它，这些历史事实与真相，可能还真未搞清楚。

但是，晚清最后十年，关于音乐的新思想、新名词和新概念，则的确是通过译书、教科书和大众传媒等途径如潮水般席卷而入，它们对近代中国音乐思潮影响之深之远，时至今日，也难以否认。不过，近几十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晚清时人已经逐渐觉悟到西乐之不同于中乐，除了众所周知的审美趣味、思想意识、技术手段、语言工具等，更与其生产过程、环境以及表演组织方式密切相关④。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鼓动近代中国音乐思潮，构建中国近代音乐意识的，也不是“西方教会、教会学校以及随之带来的教会音乐思想”⑤，而是得益于礼乐传统与国人的切身体验。其中国人的切身体验，又因晚清以降的报纸、杂志与书局之推波助澜，原本个体或地域性的经验不仅因此被放大，被刻意传播，使之塑型为公共事件，成为社会舆论焦点。这种经验，在逐渐为晚清知识界关注的同时，又开始被用来当作解释时事、建设新生活的知识资源⑥。此种风气，是中国近代音乐意识形成的基础条件。只是这种近代音乐意识一旦形成，脱离传统礼乐思想之后，按自身逻辑推演发展之后，其作用之巨，却是参与者们当初无论如何都没有预料到的。

中国近代音乐意识，其赖以存在的主体是近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最终当然无法回避中国的音乐传统与时人当下生活之切身体验。这也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教会学校以及随之带来的教会音乐思想” [1]（P45），虽有诸多过人之处，但其音乐文化长期被国人予以抵制，视为有害。原因就在于这种音乐文化虽在技术上有所长，但其音乐未能介入国人当下生活，不能传达国人即时感受，未能触及国人之精神世界深处，有直接关联。进入20世纪，晚清知识界虽已倚重教会学校音乐知识与技术，但又不把它当作“中国音乐”看待，长期把教会学堂音乐搁置一边，其原因也正是在此。知识界对教会学堂音乐的这种态度，直到晚清学制改革，新学全面普及之后，才开始有新的改变。翻阅中国近代教育史，读读教会学校校史和学生回忆，就可以明白晚清音乐风气的转移，并非得益于文化引入或突发性政治事件，而恰是得益于现代教育制度的实施，社会生活的改变与学校教育的普及。倘若没有现代教育及其理念普及，新社会生活方式的出现，即使如蒋维乔这样的晚清趋新积极分子，既无法包容，也无法理解教会学堂音乐对于晚清启蒙和音乐教育的贡献。他于1904年《论音乐之关系》一文中，有段话，表达了他对当时沪上教会音乐的态度，有夸大之嫌，但大体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