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招》是屈原早期为招楚威王之魂而作。《楚辞章句·大招序》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瑳，疑不能明也。”景差为屈原晚辈，其年与宋玉相当或稍迟。《汉书·古今人表》中作“景差”，字应作“瑳”，盖《史记》写成之后民间流传中造成省笔同音的情况。明末黄文焕《楚辞听直》肯定其为屈原之作。黄之同乡后学林云铭从其说。对于王逸之疑，林云铭《楚辞灯》云：

《大招》一篇，王逸谓屈原所作，又以或言景差为疑，尚未决其为差作也。嗣有以差语皆平淡淳古，遂定其当出于差，全不顾其篇中文义，总以《汉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之语，《渔父》以上，既满其数，而《招魂》《大招》两篇，未有着落，故一归之于宋玉，一归之景差耳。……后人守其说而又不敢变，相延至今，反添出许多牵强附会穿凿，把灵均绝世奇文，埋没殆尽，殊可叹也。

林云铭对王逸犹疑看法的分析及何以又有景差之说的解释，都很在理。王逸只不过是因为《离骚》《天问》《渔父》《卜居》加上《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已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之数，不得不将《大招》《招魂》排除在外。林云铭认为《九歌》虽十一篇，“前此淮南王与刘向皆定之以九，《汉志》因之，若不合之二《招》，仅二十三篇耳”。这是一种可能性。我以为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在东方朔、刘安、司马迁之时《惜往日》《悲回风》两篇尚未同屈原的《惜诵》《抽思》《思美人》《橘颂》《涉江》《哀郢》《怀沙》合在一起被称作“九章”，当时的人尚知道《惜往日》为景瑳之作，《悲回风》为宋玉之作，并未记在屈原名下，故尚以《招魂》《大招》为屈原之作，这也就是王逸以这两篇为屈原之作的依据。何以见得？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之末“太史公曰”中举《离骚》《天问》《招魂》与《哀郢》，即以《招魂》为屈原之作，此其一。东方朔仿屈原《惜诵》等七篇记叙生平抒情之作成《七谏》，并不称“九”，至西汉中晚期宣帝时王褒才有仿《九章》的《九怀》之作，可见在西汉后期才将《惜往日》《悲回风》同屈原之作编到一起，名之曰《九章》，全部被看作屈原之作，刘向并仿作了一篇《九叹》，后人遂以为全是屈原之作而不再有所疑问。这样，《招魂》《大招》便被划在屈原作品之外了。

清乾道间学者周中孚也肯定《大招》为屈原所作。他在《郑堂札记》中说：

《屈原传赞》曰：“予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因知《招魂》乃原作也。若属宋玉所作，史公必不与诸作举而曰“悲其志”也。王逸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夫既指实原作，是矣；乃复作或曰之辞，在逸亦不竟以为差也。

宋代的朱熹似乎也看出了这些。他在《楚辞集注》的《大招》题解中说：

《大招》不知何人所作，或曰屈原，或曰景差，自王逸时已不能明矣。其谓原作者，则曰词义高古，非原莫及。其不谓然者，则曰《汉志》定著二十五篇，今自《骚经》以至《渔父》，已充其目矣。其谓景差，则绝无左验。

也就是说，《大招》“词义高古”，当时非屈原就再没有人能达到这个水平，只是依《楚辞章句》的排列顺序至《渔父》刚好二十五篇，所以只能把《招魂》《大招》排除在外。他既然觉得只有这样，只好在这方面找理由以申说之。

实际上今本《楚辞章句》次序，并非王逸作注时次序。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楚辞释文》篇次，《九辩》在《离骚》后，为第二，其下依次为《九歌》《天问》《九章》等，并说：“王逸《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辩》中’，知《释文》篇第，盖旧本也。后人始以作者先后次第之耳。”朱熹受篇数与后人调整篇次的影响而违心将《招魂》《大招》排除在外，又强找理由以证景瑳说之可以成立，实际上其根据就不可靠。其实他的思想是矛盾的，似乎更倾向于屈作一说。早期《楚辞》各篇排序混乱，大约是根据收集到的先后，依次附于后形成。清乾隆年间学者姚培谦对朱熹极为推崇，所著《楚辞节注》中曰：“注则仍用朱子，不敢据后人之见，窜易前哲成书。”而于《招魂》《大招》仍取林云铭之说，也可以看出一点信息。

《大招》为屈原的作品是无疑的。首先，从内容看是为君王招魂无疑：既写到宫廷建筑的华丽，苑囿中的名花珍禽，又写到来自各地的音乐弹唱高手和能歌善舞的美女，尤其是说到“田邑千畛，人阜昌”，“美冒众流，德泽章”，“名声若日，照四海”，“德誉配天，万民理”。除了君王，招其他任何人的魂也不能说这些话。但是，楚怀王死时，景瑳应尚年幼；而顷襄王死时楚国势已岌岌可危，作者不可能写出那些振奋人心的景况和充满自信的语句来，更不会说其疆域是“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肠，东穷海只”。如在顷襄王死时说这些话，那就不是赞扬，而是讽刺了。所以，《大招》只能是屈原青年时代的作品。清人吴尚世《楚辞疏》、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屈复《楚辞新注》都主张为屈原所作。只是他们都认为是屈原招怀王之魂，就又错了。怀王死时屈原被放江南之野，与篇中所反映招魂之地不符。且当时沅湘一带比较荒鄙，屈原未必能及时闻知怀王死去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