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文体形式，是中华民族的无价瑰宝，是中华文明的智慧沉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纵观中国各个时期的名作、绝句，不仅是语言艺术的精炼，寓意表达的优美，其境界的高远，韵律的悦耳，人类的所有情感，都能在中国诗词中找到共鸣。它们往往令人在创作和咏读中，体味人生的喜怒哀乐，感叹世事的变化无常，反复吟咏，回味无穷。正是如此，有的诗词虽流传久远却仍然散发着古韵幽香，魅力无穷，至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让每一个真正喜欢它的人为之痴迷陶醉。

近年来，一些诗词网站、诗词学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兴起，学习创作诗词的队伍逐渐壮大，特别是随着《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朗读者》《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节目的火爆播出，更是在全国掀起学习创作诗词的热潮，热衷于学习传承诗词的爱好者也越来越多。但在这些学习传承诗词的爱好者中，中青年人所占比例却相对较少。究其原因是，这部分人虽然热衷诗词文化，却被诗词平仄的难辨、格律要求森严望而却步。格律诗对韵律的要求，大大制约着诗词的发展普及。因此，格律诗词要想发展，就面临着非革新不可的现实问题。

一、诗词韵律的历史形成和问题弊端

自《诗经》以来，不同时代韵律形式有传承也有创新。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学说流派大放异彩，玄学、佛学、理学等理论思想都对诗歌韵律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诗词韵律在发展历程上，总是被更为根本的、更高层次的哲学理论所规定和制约。

诗词起源于上古歌谣，上古歌谣则起源于劳动，来源于生活，是在生产力极为低下，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劳作过程中由上古先民集体口头创作产生的。上古歌谣是出现最早的文学形式。后来随着先民们思维能力、语言能力的锻炼和发展，有节奏的呼喊声逐渐被有意义的语言所代替，一种富有韵律节奏的语言形式便固定下来，成为当时劳动人民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一种特有形式。

如《周易》中《中孚·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这是一首写战争的诗，描写战争结束胜利归来的情景，寥寥十字，写出了一个生动的场面。再如，《周易》中《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描写的是上古时期贵族的一个习俗。

到春秋中期，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开端，《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诗歌311篇。《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通过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描述周代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方面，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如《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以具体事物的高度，抽象比喻人物的地位显赫。再如，《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比喻子孙像花椒树上结满的果实那样众多。

可见，此前诗词虽不拘泥于韵律、平仄。古往今来，有很多诗作名家并不完全拘于格律却也创作出许多旷世佳作。如：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他的诗词没有从形式上模拟乐府，而是学习民歌反映现实的创作精神，用旧曲作词，既具有民歌特色，又富有自己的创造性，用诗歌反映了汉末魏初历史转变期的时代真实。其所作的《观沧海》，全文并没有完全按照韵律平仄，但依旧气势如虹，感情奔放，做到了情景交融，而且寓情于景，成为建安风骨的代表佳作。曹操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创作的写实精神。只有敢于反映社会真实生活的作家，其作品才能留传后世。[1]

古代诗词从产生伊始至后世，在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格律平仄之说。格律是从南朝开始，经过初唐沈宋定型，逐渐成熟并臻于化境，才被正式确立下来沿用至今，并占据诗坛的主导地位。但此后诗歌作为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表现用途的作用从鼎盛渐趋衰弱，转而渐趋为文人雅客借景抒情、感叹世事的“专享盛宴”，让农樵渔牧等广大社会劳动群体望而生畏、不敢问津。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诗歌的形式越来越范本化、单一化，越来越讲究格调声律，堆砌典故、渐成一癖，囿于成见、牵强对仗。仿佛只有这样才凸显作者功底和才气，而贴近社会底层人民群众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辞句佳作越来越少。虽然在格律诗鼎盛时期的唐代诗歌里，有许多名篇是不尽合乎格律的，但即便是有黄庭坚、杨维桢、李梦阳、王士禛、袁枚等著名人士所创各种诗派、诗体、诗说，也终因没有摆脱格律的束缚、突破格律的定式，而脱离了生产生活成为附庸风雅的工具。久而久之，唐诗被宋词取代，宋词被元曲取代，而明清时期小说的发展，更是印证了遵守格律写诗填词超过前代已不可能，唐宋格律诗韵逐渐走向衰微已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