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进士及第，释褐为西京(洛阳)留守推官，次年三月到任，景祐元年(1034)三月离任。洛阳三年，是欧阳修文坛和仕途的起步阶段，迄今为止，似乎尚无专题研究(1)王水照先生写过一系列研究西京文人集团的文章，包括《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但都不是针对欧阳修个人的。参看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第131-152页、第153-173页、第174-197页。。本文试结合作品和史实，分析这段时期欧阳修创作、思想两方面的进展，希望可以拾遗补阙，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古文风格的萌生与以文为诗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著录《六一居士集》时说：“欧公本以辞赋擅名场屋。”[1]欧阳修中举前，致力于讲究声律对偶、隶事用典的科场文字。欧集所存古文，最早作于天圣八年。如《卫尉卿祁公神道碑铭》，传主父以子贵，本人无甚可纪。欧文只在他教子光大门庭一件事上作文章，正写、侧笔和反衬曲尽其致。虚处斡旋，注重剪裁，突出重心的作法，初步显示出欧阳修墓志、碑文之类作品的典型特征。又因为是实用文章，通篇散句单行。而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如《送方希则序》，说理抒情多用对句，则深受骈文影响。到洛阳后，欧阳修专攻古文，进步迅速。天圣九年(1031)的《游大字院记》，避暑、游院、咏诗三层文意，之间隔以两个“非……不……故……”缀连的相同结构的句子，布局整饬。对句虽然不多，但写景几乎全是四字一句，骈文痕迹犹未消退。而同年所作《伐树记》，用寓言手法引导论题，用主客问答推动文章，纡徐精细的说理之中隐隐透着意气风发的神态，艺术上已经足以自立。

明道元年(1032)，古文数量明显增多。一些事务性、应酬性的文字，如《河南府重修使院记》和《丛翠亭记》，前者立言得体，后者以自然景观映带人工建筑，写法也都有可取之处。更值得注意的，是从这时起，欧阳修开始放笔进行各种试验，有些作法，与艺术成熟期的名篇一脉相通。如《红鹦鹉赋》，序里交代，梅尧臣、谢绛先有是作，观点截然相反，欧阳修读后意犹未尽，“因拾二赋之余弃，以代鹦毕其说。”(2)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第834页。本文引用欧阳修文字，均据此书，以下不逐一出注。这显然是宋人同题竞作、热衷翻案习气的表现。欧赋弃铺陈而事议论这一点，略具文赋雏形。《非非堂记》由堂名引发大段议论，厅堂本身只在文末稍作介绍，情绪上虽没有《画舫斋记》那么感慨淋漓，写法上已是遥为先声。《送陈经秀才序》名为赠序，实为一篇“龙门游记”，和他后来把《送杨真序》写成了一篇“琴说”，同样体现出拓展赠序文体制的努力。

明道二年(1033)的作品，艺术手法更为自如。即使借鉴前人，亦能自出手眼。如《述梦赋》写梦中亡妻身影渺忽难凭：“或十寐而一见兮，又若有而若无：乍若去而若来，忽若亲而若疏。”上承宋玉《神女赋》写巫山神女“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一段。宋赋用字错综变化，欧赋连用六个“若”，一气排比，变繁丽为疏朗。一些应酬文字，写来也自饶情趣。如《送廖倚归衡山序》，从衡山的地灵写到人杰。地灵则“其蒸为云霓，其生为杞梓”；人杰如廖倚者，“其文则云霓，其材则杞梓”。比喻就地取材，现成而妥帖。

通读这一时期欧文，不难察觉，他正在形成自己的一套常规写法，就是先从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或道理娓娓说起，之后再进入所写具体对象，使文章显得从容有逶迤之致。明道元年的《河南府重修使院记》《河南府重修净垢院记》《非非堂记》《送梅圣俞归河阳序》，明道二年的《东斋记》《送杨子聪户曹厅员》《上范司读书》《李秀才东园亭记》(3)《居士外集》卷十三系此文于景祐元年，今人多从之。但文末明说：“[李]公佐好学有行，乡里推之，与予友。盖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这个日期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李公佐“与予友”之时；(二)作此文之时。而欧阳修幼时即“与李氏诸儿戏其家”(参看《记旧本韩文后》)，和李公佐是旧识。这个日期，只能是写作此文的时间。“与予友”当属上句。所以这里系此文于明道二年。参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第933页。，景祐元年的《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新书》《代杨推官洎上吕相公求见书》，皆是这种结构，形成相对固定的写法，进而确立个人风格，风格的确立往往是艺术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不过，写法过于固定，缺乏变化，也是创造力衰落的表现。欧文虽形成定式，具体用笔仍多变化，以明道二年四篇文章为例，各有特色。《东斋记》由自己官署东斋引出对“斋”之作用的看法，再写到张应之的东斋，既是从一般到特殊，也是以客衬主；而前略后详，笔墨主要放在张应之那边。《送杨子聪户曹序》恰恰相反，前详后略，从正反两面做足了铺垫，才请出主角杨愈，结合他的外形和声名，三言两语就达成结论。《上范司谏书》主要文意有两层：一是阐述谏官职责所系，理当直言极谏；二是反驳谏宫暂时无所作为，是心有所待的说法。第一层是一般道理，而范仲淹的道德声望，容易让人为他的沉默辩解，说是在等待适当时机。欧阳修选择在第二层上引入范仲淹，分寸拿捏得很准。这三篇文章从一般到特殊，都是直承，《李秀才东园亭记》则改直承为反衬，说随州素无美景才士，而今竟有李氏其人、东园其地，更见得其难能可贵。欧阳修洛阳时期的古文，有学习前人之处，如《伐树记》的论题来自《庄子·逍遥游》；《杂说三首》的题材和手法均模仿韩愈《杂说四首》，第一首的论点也是承袭《送孟东野序》。但总的来说，已初步形成委曲蕴藉的个人风格。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都记载欧阳修在洛阳时曾学习尹洙古文的“语简事备”“简古”，想必有所依据(4)详情参看王水照：《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载《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第452-467页。。不同的是，欧文除了“简重严正”，还有“肆放以自纾”(《与渑池徐宰》之六，欧集《书简》卷七)的一面。景祐元年的《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有明确表述：“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行不远也。”事必征信是基本的文德，在此前提下要求所恃者大，就必然重视剪裁，批繁至简。而所写之事，又要求艺术的表达。结论自然是追求删汰枝节与叙写尽致的统一。可见这段时期欧阳修的古文，从理论到实践都为今后奠定了坚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