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儒家思想流派的创始人，在音乐搜集、整理、修订、教育等方面作出大量工作的同时，形成了明确的音乐观。从历史角度来看，孔子音乐思想开启了音乐领域的先河；从相关文献来看，在“礼崩乐坏”时代背景下孔子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诸侯“八佾舞于庭”非常痛心和愤慨，由此，孔子开始了礼乐文化的恢复和弘扬。音乐作为“六艺”之一，受到了极大程度的重视，孔子音乐思想是他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通过音乐来实现君子人格的培养。新形势下，通俗音乐广泛流传，多元文化融合背景下音乐开始逐渐失去了传统文化土壤，高雅音乐如何创新发展需要深入的思考和系统的研究。深入研究和分析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结合时代要求，与音乐发展趋势合理扬弃，对音乐艺术转型创新、当代音乐文化健康发展和音乐教育事业推进具有积极的作用。从根本上不仅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分析

(一)音乐功能观

孔子音乐功能观主要是围绕音乐的功能来进行阐述的，指出音乐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功能和道德教化功能，从而将音乐作为政治工具和道德教化工具来发挥作用。

《礼记·乐记》中指出，音乐“由人心生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1]。意味着音乐可以表达出人们的思想感情，可以实现精神层面的享受，也可以精神抚慰和宣泄。但是，古人从来没有将音乐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而是将其形容为“为艺术而艺术”，从而作为人们思想感情的统治工具。《论语》《乐记》同时论述了“礼”与“乐”。“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由中出，礼自外作”[1]等不仅强调了音乐和礼的规范，也非常明确将音乐作为了一项统治工具。其中，“礼”的规范是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的，旨在形成“上下有别、贵贱有等”的氛围，使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各安其分；“乐”旨在促进人们思想感情的统一，使人们可以互相亲近、一团和气。

儒家思想学派讲究“修”“齐”“治”“平”，入世精神非常强烈，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具有政治教化功能也合乎情理。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指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这对音乐的艺术形式进行了具体的描述，认为音乐艺术功能仅仅是细枝末节，真正发挥作用的是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孔子的学生子游在治理小地方武城时就身体力行，呈现一片莺歌燕舞、弦歌之声的情景。孔子带着学生出游时与子游展开了讨论，孔子说：“二三子，偃(子游)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1]他认为，大同社会就是要营造快乐和谐的氛围，而音乐本身就具有使人快乐和谐的功能。与孔子音乐政治观相适应的还有音乐等级观。孔子认为，天子、诸侯、大夫、士等由于身份不同，应该享受不同等级的音乐和舞蹈，这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孔子音乐教育思想非常重视其政治教化功能。从根本上来说，孔子音乐政治观体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趋势，其音乐政治观和音乐等级观都呈现明显的保守性和落后性。但更重要的是，孔子音乐教育思想并没有过度强调其政治性而忽略了其艺术性，而是指出要“尽善尽美”。在《乐记》中指出：“乐者，乐也。”[1]也就是指出了音乐的审美功能，音乐使人快乐就是音乐本身的特征。

(二)音乐教育观

孔子音乐教育观主要体现在音乐对塑造人的心理情感与“仁人”培育方面。

孔子办学旨在通过道德教育来塑造学生的理想人格，而不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也不是为了培养艺术人才，而是要培养出一批“贤人”“仁人”“圣人”。孔子认为音乐对完成人的修养具有积极的作用，这也是“使人成为人”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在《论语·泰伯》中指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就是说：“诗是人受到启迪和走上人性之道的重要途径；礼是使人规范、形成人性和树立人格的重要途径；而乐是人性完成的重要途径。”[2]由此可见，孔子将音乐与人的欲求结合起来，音乐不可能去除也不可能自由放纵，恰当的乐教可以帮助人完成最终的人性，从而“使人成为人”。孔子将理智与情感进行互相渗透和融化，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理欲调和，从而实现人的情感宣泄和心理情感的升华及重塑。

孔子认为音乐具有 “治心”的作用，对乐教推行非常重视。《乐记》记载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3]这段话的意思在于君主要成为贤明的君主，就要非常重视乐教，乐教对人们欲望的引导和节制、道德和风俗的改善具有积极的作用。由此，在“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背景下，他们对音乐、乐舞、诗歌进行了相应的继承和修订，广泛搜集和改编民间音乐，同时，他们指出，音乐“高下、轻重、快慢、音色”等都具有明显的教育功用，音乐教育必须规范进行。孔子强调音乐的高雅性和严肃性，认为此类音乐对人的善心感动具有积极的作用，可以帮助人们避免放荡邪僻等不良意念的影响。孔子在《论语·子罕》中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3]这正论证了孔子音乐教育思想。